'痰浊生成'，古代医家一般认为源于肺脾肾。然三脏之中，何为其'本'呢？

先秦迄金元-痰论

《诸病源候论》，在张仲景水饮学说基础上补充了痰论。巢氏述症溯源，发论于“湿”，亦立足于脾胃。唐宋医家大致沿用，在治则有所改进和丰富。金元四大家在痰病方面，提出了一些引人瞩目的见解。尤其朱丹溪强调'痰之为物，随气升降，无处不到'。(《丹溪心法.痰病》)但探究源候，朱丹溪仍认为痰根在脾，“实脾土，燥脾湿，是治其本”。自先秦迄金元，对于痰的成因，基本上囿于脾胃、脏腑之气化营运，治则主要是健脾、肃肺、化痰。

明代-肾为生痰之本

到明代，痰病学说才有了全新的发展，在病因理论上表现为'三脏生痰'说的深入，而其显著突破则SHOU先是王节斋在《明医杂著》中提出：“痰之本，水也，原于肾；痰之动，湿也，主于脾”，在痰病理论发展上独树一帜。正如赵献可称:'节斋论痰，SHOU揭痰之本于肾，可谓发前人所未发。'(《医贯.痰论》)赵献可继王纶之后提出肾生痰有两端，一为肾阳不足 “水泛为痰”，一为肾阴不足 “水沸为痰”，倡用八味丸和六味丸统治之。张景岳云:'五脏之病，虽俱能生痰，然无不由乎脾肾。盖脾主湿，湿动则为痰；肾主水，水泛亦为痰。故痰之化无不在脾，痰之本无不在肾'。(《景岳全书》卷三十一)这里，历来占主导地位的'脾为生痰之源'的学说受到了冲击，肺脾肾三脏对痰病形成的影响列成一个新的序列：肾为本，脾为标，肺为客。

肾为生痰之本的病理依据

在调节体内津液运行输布中，肾脏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。《素问.逆调论》云：“肾者水脏，主津液。”肾职司开合，为气化之本。水液流通敷布的道路是三焦，剩余水分的贮存排泄是膀胱，而肾脏统领管辖着这两个脏器。“少阳属肾，肾上连肺，故将两脏。”(《灵枢.本输篇》)肾对水液的输布调节，就是主管关口门户的开合。饮自入胃后，水液的升降开合，始终由肾主管，故谓“肾者，胃之关也”。(《素问.水热穴》)

肾的气化作用，除了'为胃之关'，'将两脏'之处，无论是脾的运化，还是肺的宣降，悉依赖于此。一旦气化失职，开合不利，水液的输布调节失常，清津不能运化，浊液不得排泄，水湿停积，便酿为痰浊;命门火衰，不能温运脾阳，即所谓'火不生土'，水反乘脾，聚而成痰。概言之，肾水亏而生痰。

清代-痰病学说

从清代医家的痰病学说和临床实践来看，他们对痰病的认识更为全面，施治更加辨证。如喻嘉言反对见痰治痰，不分寒热虚实，一概疗以辛燥之剂，同时更强调调整气机运化，“若五经不并行，......一有淤蓄，即为江河回薄之处，秽莝丛积，水道日隘，横流旁溢，自所不免。”(《医门法律》)喻氏所制治痰之吐禁十二则、药禁十条、律三条，实为超迈前人，启迪后学。同时，一些医家在张景岳对“治痰之法，亦不废治标”有所认识的基础上，进一步强调标本兼治。如何梦瑶云：“痰，标也，所以致痰者，本也。治病固当求本。然须看痰势缓急。”(《医碥》)他认为痰病的治疗，应当遵循急治其标，缓治其本，标本兼顾的原则，并注意标本转化的症候，掌握其规律。还有更多的学者探讨了痰症的病理分类，研究三焦与三脏的关系，因症别源，辨证施治。所以这些，都对偏重强调“肾为生痰之本”的倾向有所改进，使痰病学说更为充实和完善。